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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龙之墓,千里同镜
人民日报2020/5/20 16:50:07


  M189号墓航拍俯瞰图

 


  鎏金银龙

 


  M1号墓主棺内出土的汉代玉璧

  从2017年起,河南考古人连续三年深入蒙古无人区,揭开了两座匈奴贵族墓的面纱,出土的“鎏金银龙”等文物,更是世所罕见。在美国考古杂志《Archaeology》评选的2019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,“银龙之墓”榜上有名,这也是中国专家境外考古首次获此殊荣。

  这次异域考古为何备受关注?在于匈奴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。他们曾是横行亚欧大陆的天之骄子,也曾被霍去病“封狼居胥”打到了老家。分裂成南北两部后,南匈奴逐渐融入汉族,而北匈奴西迁神秘消失,成了国际史学界未解之谜。虽然昭君出塞、苏武牧羊等跟匈奴有关的故事尽人皆知,但匈奴是什么族属,有没有文字,说什么语言,甚至长什么样子,至今仍众说纷纭。

  千古谜题如何求解?埋藏千年的遗物或可回答,这次境外考古,就为解谜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。那些出土的文物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,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年前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,也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。

  汉代玉璧

  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驱车向西500多公里,天高云淡、水草丰茂,这里是杭爱山山麓。蒙古的重要河流色楞格河就发源于此,它一路向北最终流入贝加尔湖。对中国人来说,杭爱山还有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字---燕然山。

  勒石燕然,说的是东汉永元元年(公元89年),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,一直打到燕然山,全歼了北单于主力,随军的班固写下《封燕然山铭》,刻在摩崖上记功的故事。

  这一战,彻底打垮了北匈奴,使其脱离了漠北高原,往西远遁,因此有关燕然山的典故在唐诗宋词中俯拾皆是。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,很多人只记得名句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却忘了下一句“萧关逢候骑,都护在燕然”。

  别看燕然山这么出名,具体位置一直很难确定。清朝时,官方地图才确认杭爱山就是燕然山。不过,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摩崖石刻,其上的汉隶就是班固所书的《封燕然山铭》,这也确定了燕然山的真实位置:不是整个山麓,而是杭爱山东南一个面积很小的孤立山丘。

  燕然石刻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牧民发现了,多国研究均未破解,中国专家对照《后汉书》一读,当即确认为《封燕然山铭》。这无疑证明了中方在匈奴考古中独一无二的优势---对历史文献的熟练运用。

  由于没有文字传世,关于匈奴的历史,大多存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。司马迁是匈奴同时代人,他在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首次详细记述了匈奴人的历史、习俗,以后的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著作也有对匈奴的记载。

  然而,作为曾经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,秦汉对匈奴的记载,大多是因为双方磕磕绊绊,而对其军政大权进行的观察,有关渊源来历、风俗习惯、文化艺术则寥寥无几。这就好比邻里之间流传的八卦,说到细节,外人的描述难免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,这也使后人的解读出现了许多争议的地方。

  随着匈奴的分化和迁徙,其名称在南北朝后期就从中国的史书上消失了,曾经的天之骄子竟然不知去向。以至于又过了300年,当一个草原民族突然横扫欧洲,间接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后,很多人都愿意相信,这就是匈奴最后的荣光。

  文献记载不足,更多信息,还得靠考古发掘。1912年,一位俄国淘金者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了一座不同寻常的古墓,由此揭开了匈奴田野考古的序幕。

  匈奴强盛时,疆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,破解匈奴之谜又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点,因此蒙古很早就成了国际考古合作的大舞台。早在中蒙合作之前的数十年,已经有包括俄、美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不少国家,在蒙古境内进行了发掘。

  2004年,中蒙两国开始就考古问题进行接洽,会谈时,蒙古学者对来自内蒙古的专家说:“我们既是邻居,又是亲戚,你们早该来!”一句话拉近了彼此的关系。

  此后的合作,不仅发现了《封燕然山铭》,还找到了“龙城”,中方领队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表示,杭爱山所在的后杭爱省,很可能是当年匈奴统治的腹地,而漠北匈奴人进行“春夏秋”祭祀的单于庭“龙城”,很可能就是联合发掘了五年的三连城遗址。

  虽然收获颇丰,但在2004年到2016年的十几年间,与蒙古联手考古的主要是内蒙古专家。直到“一带一路”和“草原之路”的战略对接后,中方的队伍才多了起来---2017年6月出访杭爱山的河南省文物考古代表团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河南是中国的考古大省,但到境外考古还是第一遭。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周立刚担任这一项目的中方队长,他是海归博士,曾在美洲落基山下考古,也发掘过曹操高陵陵园,可谓少壮实力派。蒙方带队的,则是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、主持发掘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大墓的额尔登巴特尔教授。

  “去蒙古之前,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了解只限于一些片段,看到文物,震撼程度远超想象。” 周立刚说,他是最先与器物相遇,而后开始这段考古之旅的。

  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的博物馆很小,里面的陈列品几乎都是从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大墓及其陪葬墓出土的。

  最先映入眼帘的,是成套的金银车马器,也就是马身上穿戴的首饰。“国内近年来最吸引人的考古发现莫过于海昏侯墓,尤其是出土的马蹄金让人惊叹不已。然而这些成套的金银车马器出现在眼前时,带来的却是另一种震撼。” 周立刚说,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无疑是财富的直接展示,而这些金银车马器除了展示财富之外,还展现出草原文明高超的艺术造诣。

  最大的圆形金器直径13厘米,长条形金器长度也近30厘米,除了尺寸惊人之外,上面的独角兽纹样更是风格独特。额尔登巴特尔教授解释说,独角兽是匈奴人的图腾之一,即便是现在,牧民也不会伤害独角的动物。

  一只蓝白相间的玻璃碗也分外显眼。别看这只碗出土于陪葬墓,却是典型的罗马器物。它是如何自欧亚大陆另一端来到草原深处的?这显然是与丝绸之路有关。

  一件直径18.5厘米的汉代玉璧,更是让见多识广的专家们十分惊讶,“其精美程度即使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与之匹敌者”。

  说起玉璧的来历,额教授顿时兴奋起来:

  清理到M1主墓墓室底部时已是寒冬。为了赶在大雪到来之前完成工作,发掘人员实行三班倒24小时作业制。一天半夜,他刚从工地回到蒙古包内准备休息,一名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找他,说是有紧急情况汇报。

  因为当时进行的是深达21米的地下作业,周边的流沙稳定性很差,教授以为是流沙引发了安全问题,吓得马上站了起来。他没有详细询问就直接跑到坑底,只见工作人员围成一团,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沙土中一片金灿灿的器物。

  原来,棺椁嵌套在一起,被分隔成三个部分,除了安葬人骨的部分,另外两个隔室并没有被盗墓者破坏。其中一个隔室里整齐堆放着成套的马饰,包括一套金饰和两套银饰。安放人骨的棺室虽然被破坏,但这块紧贴棺材板的玉璧却逃过一劫。

  蒙古学者非常肯定地认为,M1就是一代匈奴国王的墓葬,也就是汉朝文献中记载的单于墓。至于到底是哪位单于,教授团队对M1出土的皮革制品进行了碳14测年,表明年代应该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,也就是我们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,除此之外,就没有任何线索了。

 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中,类似M1的大型墓葬还有近百座,表明先后数代国王或者贵族均葬于此地。这个墓地究竟使用了多少年?葬的是哪几代国王?至今仍是谜。

  “草原文明、汉代中原文明和西方罗马文明在草原深处的一个墓群中的交汇,让人颇有时空穿越的感觉。”冰山一角就如此惊艳,让周立刚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愈发神往,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它的真容。

  匈奴王陵

  下午6时,北纬48度的地方依然艳阳高照。在杭爱山山麓的松林里,一个个石头堆遥遥在望。很难想象,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石堆下,埋葬着骁勇善战的匈奴王者。

  王陵坐落在一片北低南高的山坡上,东西长2200多米、南北宽1300多米,北侧有一条叫做鹿河的小溪流过,东西南三面都有缓坡围绕。如果将高像素的航拍照片放大到一定程度,可以明显看到地面露出的墓葬轮廓。这些墓葬的积石有的高出地面近1.5米,有的则已经完全被掩埋到草皮之下。

  为什么选这儿作为安息之地?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蓝万里博士认为,这里紧靠匈奴人的母亲河,墓地所在的小环境避风,适合冬季扎营,旁边还有石头山便于取石,这都可能是匈奴人眼里的好风水。

  为什么叫高勒毛都2号墓地?1号又在哪里?原来,Gol Mod在蒙语里是丛林之中的意思,在后杭爱省境内,有两个小地方叫Gol Mod,而且先后都发现了大型的匈奴贵族墓地,只好加上编号以示区别。其实,这两个墓地的直线距离足有60公里。

  不过,两个同名的墓地冥冥中也有联系。2001年,一个参加过1号墓地发掘的牧民偶然进入2号墓地,他发现那些似曾相识的积石后,立即告知了正在附近开展工作的额教授。额教授起初将信将疑,毕竟他在这一带已经调查多年,怎么会遗漏了这么大规模的墓地呢?

  额教授只派了一个学生去核实情况,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墓葬群。详细调查后,结果更惊人,这里的匈奴贵族墓,数量众多且规模巨大,可算世界前三。随后十年间,教授和他的团队对M1号墓和它的28座陪葬墓进行了发掘。

  M1并不在墓葬群的核心,却是已知最大的一座,它跟中国考古人所熟知的甲字形墓很像---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墓室,斜坡墓道。额教授认为这是受到汉代贵族墓的影响,并把这一点写进了考古报告。俄罗斯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指出,这种形制可能是受中国南方楚国贵族墓的影响。

  “墓葬和葬具,代表着生命最终的归属,最能体现文明的融合。”周立刚注意到,M1主墓是两椁一棺,也就是在棺外还有两层木箱,层层相套,这是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。

  不同的是,匈奴贵族墓顶部有数米高的石砌方台,墓道边缘也有石块标注。每个大墓的一侧,还呈弧形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墓,像是一弯月亮。

  虽然远离人烟,但这里也不是无人光顾。几乎每个大型墓葬的墓室顶部都有一个圆形凹坑,额教授解释说,较小的凹坑可能是墓内棺木塌陷形成,但是较大的凹坑肯定是盗墓所致。根据他们的调查,大部分墓葬都被不同程度的盗扰。

  专攻植物考古的蓝万里告诉记者,此地的树,是近两百年内,才由从西伯利亚吹来的树种落地生根而成。2000年前,这里还没有树木,荒原之上,数米高的石堆自然十分扎眼,也招盗墓者惦记。很多凹坑上已经长出了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,说明盗洞是很久之前的。

  有意思的是,M1大墓虽然20多米深,但盗墓者一个盗洞就精准地打到了棺上,他们对墓室结构如此熟悉,而且是团队作案,却视金钱如粪土。

  “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判断,墓里的文物肯定是被发现了。”周立刚说,安葬遗骨的棺椁中,人骨几乎被破坏殆尽,但是棺室里的玉璧保存完好。同时,在棺的外部,椁室里成套的金银马饰没有任何扰动,这说明盗墓者的动机并不在于金银财宝。“那么,剩下的动机就只可能是报复了。”

  《汉书》等文献记载,乌桓人与匈奴人是世仇,曾经大规模破坏匈奴国王墓葬以进行报复。眼前的盗洞是否就是这种有组织的报复活动呢?其他大墓的盗墓者,也对金银视而不见吗?

  谜团越来越多,样本量却很小。限于资金,额教授只发掘了1号大墓和其陪葬墓,另外清理了一座很小的甲字形墓,要想有什么结论,还必须继续发掘。

 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,额教授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合作,因为“地域特点决定,大家的历史都是交织在一起”。而中国的河南考古人,对于与秦汉相爱相杀的匈奴也兴趣很浓,寻求着走出国门一探究竟的机会。

  初访高勒毛都2号墓地后,双方一拍即合,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: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实施,对高勒毛都2号地的M189号墓进行联合发掘。

  千里同镜

  考虑到气候因素,当地能够开展田野考古的时段只有6、7、8三个月,中方人员立刻回国,紧锣密鼓地准备下一趟正式发掘之旅。

  一个月后,一支年轻而精悍的考古小队从郑州出发了。队员都是80后的博士和硕士,他们专业方向各异,每个人在自己的业务领域都是一流的,可谓是“河南考古天团”。

  这支队伍到蒙古后,对方的惊讶写在脸上,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,中国考古学家必然是白发苍苍的学者。看来,“天团”唯有证明自己的实力,才能让对方刮目相看。

  田野考古中,科技水平主要体现在各种测量和记录工具上。这次,考古小队准备的照相机就有10台,为了延时摄影,多角度全程记录工作过程,他们还冒险在周围的松树上架设了机位。

  另外,通过无人机的辅助,中方还在高勒毛都2号发现了138个新墓葬。十年前调查时,由于地表植被太厚,盖住了很多墓葬,加上记录手段限制,漏掉一部分。中方到来后,航拍与地面测量相结合,遗漏的部分浮现出来。经过详细踏勘统计,该墓地共计分布有不同类型的积石墓葬571座,包括甲字形贵族墓葬104座,圆形积石陪葬墓326座,独立圆形积石墓葬141座。

  不过,考古总是充满意外,专家们后来发现,还有更早的墓葬几乎全被草皮盖住了,很难发现,而且,这个墓就藏在考古队营地中央。

  “中国北方的考古学家在面对南方的遗迹时,也会有点蒙圈,何况这是千里之外的大草原。”周立刚说,中蒙考古方式的不同,在发掘第一天就显露出来。

  上午8时,中方队员还没有来得及用无人机对墓葬区进行低空摄影,进行RTK测绘、架设延时摄影机位,就发现蒙方教师已经带着学生准备开工了。为了留下墓葬区的原貌资料,中方及时沟通,蒙方也微笑着停下来,把时间留给了中方。

  差别最大的,是对墓坑的处理。中方习惯根据地表颜色差异,画出墓坑的轮廓,然后用刷子和小铲沿边缘向下清理,而蒙方则是整个工作面向下推进,这让中方很不理解。对于分歧,乌兰巴托大学的师生们并没有坚持己见,而是表示可以按照中方的办法试一试。结果,往下清理了不到半米就发现,这里的流沙细软,很容易塌方,最终采用了蒙古的传统做法。

  谦虚又严谨的河南考古人,很快就和蒙方教师、蒙俄两国学生建立了默契。“当然,周末一起喝点小酒,互相交流一下想法,也是很有必要的。”周立刚说,在这个国际化的考古平台上搞外交,酒量不能太小。

 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内,M189并不显眼。从地表上观察,它顶部的凹陷比较小,推测可能没有被盗。之所以选它,就是希望收获大一点。

  然而,2017年发掘的12座陪葬墓,从1号到5号都非常小,没有出土任何随葬品,甚至连一块陶片都没有。6号陪葬墓出土了两件铁镞(铁箭头),就让大家兴奋了半天,可接下来的7号陪葬墓又是空空如也。

  此时,联合考古已开展了一个多月,如果规模这么大的团队,只有这些发现,显然会非常尴尬。额教授那几个星期都心情沉重,说了很多次sorry,抱歉自己没选好工作地点。

  其实,“没有遗物,也是一种重要现象”。周立刚特别注意了M189陪葬墓中人骨的情况,他发现陪葬墓里的人骨大多无头,下肢未经扰动。看来,盗墓者跟匈奴确实有深仇大恨,连陪葬的都要“鞭尸”泄愤。

  虽然尸骨保存得很差,有的连牙齿也没留下,但可以肯定的是,陪葬墓群南部的是小孩,北部是成年人,与墓主人的关系比较近,有些可能是护卫。

  最关键的,他们都是可怜的殉葬者。《史记》记载的匈奴葬俗“近幸臣妾从死者,多至数百人”。目前虽然没有发现数百人殉葬的情况,但是可以确定,殉葬制度是存在的,陪葬墓里的人是与他们的主人同时下葬的。

  转折发生在8月26日。虽然已经过去两年,但周立刚清楚地记得,清理8号陪葬墓的蒙方教师突然大叫道:“立刚,有器物!”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,一个灰褐色陶罐,端端正正地立在沙土里,这是一个多月来发现的第一件完整陶器。闻讯赶来的额教授脸上乐开了花,对学者来说,陶器是判断年代的可靠线索,比那些奢侈品还稀罕。

  三天后,他们又在这座墓葬的底部清理出一枚铜镜,尽管只是碎片,但 “内而清而”四个汉字清晰可辨,属于比较典型的西汉昭明镜铭文。在千里之外的草原,在2000年前的古墓中,发现了熟悉的文字和器物,中方队员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
  随后的发现可谓高潮迭起,这12座陪葬墓虽然规模不大,但是出土了5件完整陶器、1件铜鍑、3枚铜镜。队员们在时而沮丧、时而惊喜中,居然把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等质地的文物都集齐了。

  天气越来越冷,草原也开始变黄,属于这里的考古季节即将结束。送别时,额